这里的教师不只是教师

逃课、打架、顶撞老师、自伤……在北京市海淀某专门学校，很多学生入校前曾经都“有故事”， “到我们这里来的孩子都不太让人省心”，陆可对央视网记者说道。2018年春，作为一名普通师范生，陆可从一家互联网企业离职，转而入职该校做了一名中学老师。

专门学校，多数是由原本的工读学校转化而来，专门接收有不良行为、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。因此，该类学校往往采取全封闭、军事化管理模式，对学生进行专门的矫治、教育。（详见央视网往期文章《挽救罪错少年，亟需补上这个“专门”短板》）

对普通学校教师来说，班上有一个“刺头”就足够闹心。专门学校有这么多“特殊”学生，老师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？

陪伴

在这所学校，班主任董威常年带初一班级。据他介绍，在他从教的17年里，他10年前曾在夜店、酒吧、黑网吧等地找过学生，跨省追回逃学的学生……“各种各样的孩子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们遇不到的”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，该校初二、初三以及职高的大部分学生，基本都愿意安心在学校上学。反而是低年级的学生和刚进校的插班生教育难度比较大。

教室与办公室中间隔着玻璃，班主任可随时监督学生

大麻烦不少，小事故更多。

在这里，班主任办公室就在学生教室旁边，设有观察窗，学生上课有问题，班主任能及时干预处理；下课后，老师和学生一起运动、游戏，既陪伴着学生，也能保证学生的安全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，班主任与学生都是“同吃、同住、同睡”。也正因为这种“24小时陪伴”，老师们往往被学生叫作“可姐”“康哥”“东哥”。

全校学生到操场上跑步，班主任陪跑

课间，两名学生在教室外的羽毛球场打球

陆可当班主任时，每周住校两天，整晚听学生们倾诉，有时还会搂着胆小的学生睡觉，对此她戏称，“熄灯了仍在工作”。

董威身材魁梧，看似粗犷的他在当班主任后，开始扫地、打饭、缝裤子……有孩子因为身体原因晚上会尿床，他得半夜起床把孩子叫去厕所。一次，他半夜醒来，惊慌地发现有学生站在自己床头不说话，以为有什么大事，一问才被告知：“擦鼻涕没纸了”。

班主任与学生同住在宿舍，中间隔着玻璃窗

除了生活上的照顾，如果学生犯了小错，老师们还得耐着性子“慢慢哄着教”。

在老师批评其他学生时，有学生悄悄地搂住老师

康时班上的“小明”由于父母不在身边，从5年级开始就跟着“社会大哥”抽烟、喝酒、打群架。初一插班进校后，屡屡顶撞老师，很快开始逃学。身为班主任，康时白天要冒雪家访，将其找回；夜晚，康时又要开车将突发疾病的他送去医院，一直折腾到凌晨。

此后，康时惊喜地发现小明不再逃课，对自己也不再抵触。可在某天列队时，小明又因发生口角试图跟自己动手，被周围一群老师拦了下来。

对此，康时能够接纳，比起在意小明的“反复”，他提到更多的是小明的变化，“（以前）我跟他战斗过，但现在（我）能叫（他）过来”。

善意

老师们发现，专门学校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更敏感，一点小小的善意，就可能触动、改变他们。

从教二十多年的汪岚，曾无意中选了学生小何做课代表。小何性格暴躁，有时会以收作业之名，故意撞其他学生。有一天，汪岚带着小何一起给学生们挑元旦礼物，返校后发现，小何“不跟同学起冲突了，原本不做笔记，后来也开始认真写了”。

她想，可能是因为小何感受到了老师的信任，“有的孩子越信任改变越大”。

不过，教育并没那么简单。

陆可记得，刚当班主任时，班上每天都有学生丢失笔、橡皮、牛奶、小卡片等小物件，两个月都没找到“作案人”，最后发现是学生“小奥”时，她有种被背叛的感觉，“很无奈，很无助”。

因为此前一段时间，陆可得知“小奥”跟父母关系很差，很是心疼小奥，考虑到自己尚未结婚，在好几个周末都把小奥带回家照顾，两个月来，“我从没怀疑过她”。

可老师总还是要保护学生。陆可没有公开此事，只是催着小奥偷偷把东西还回去，再跟家长汇报说，孩子已弥补了错误。

在这些孩子们身上，人性的复杂被放大。比如，汪岚了解到，有学生讨厌一名班上同学，就偷偷把对方的牙刷弄脏，王岚感叹“这些孩子该怎么教呀？”

可她后来得知，这名学生也会在其他同学受欺负时，冲在最前面保护别人，又觉得这学生本质不坏，“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孩子”“相信他们能变好，有这样的信念才有教下去的动力。”

这对教师的要求极高。正如陆可所说，“我们是班主任，又是任课老师、兄姐、父母，是孩子心灵成长的陪伴者。”

挣扎

专门学校的教学效果，可以说有目共睹。据该校校长介绍，该校毕业生们几乎没有再触法、犯罪的。

但这背后更现实的问题是，老师们的回报与付出并不匹配。目前该专门学校教师拿着跟普通学校教师差不多的工资，却要面对更多的安全风险、超长工时、情绪过劳等诸多问题……“我们天天在教别人想爱却爱不起的孩子。”

对此，有人崩溃，有人离开。据该校校长介绍，目前学校教师中超过半数是 “70 后”，陆续面临退休问题。而新入职的教师普遍缺乏教育教学经验，尤其是缺乏专门教育经验，如此一来，教师队伍很可能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。

身材娇小的于志选择留下来，不到一米六的个头，让她看起来“镇不住学生”。可她总会想起，初中时候自认是“差生”的她，被支教老师选为课代表，还被告知“学习好与坏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”。她想“成为当初化学老师这样的人”，留下教这些孩子“（就像）拯救当初的我一样”；

在中学时代同样是“刺头”的康时，曾一次次翘课后被老师接回。如今，他试图用同样的耐心对待学生。听说跟自己打架的学生，背后会维护自己时，他想，“感觉自己不太需要细腻的情感，（但）感受到了还是挺美好的”；

教书十余年，董威迄今还会收到十多年前毕业学生发来的短信和聚餐邀请；还有学生在结婚前特意回学校看望他，“我觉得，做这工作，这样就值了”……

“育人”的成就固然美好，可有教师直言，“在专门学校做老师有时也会感觉到压力很大，面对更多挣扎、更多痛苦。”

比如，学生的成绩始终提不上去，对任课教师来说，“多少有一些遗憾”。汪岚回忆，自己的同届同学，在普通学校练出了一身教学本领，有人成了骨干教师，有人成了教育专家，还经常外出讲学，“（他们都）比我有成就，专业能力更强。但我做了能做的事情，很值得”。

如今面对越来越多有心理问题的学生，陆可也觉得很无力，“就像一拳头打在棉花上，无法沟通，学生听不懂，也不愿意听。”

如今，在全国范围内，缺乏专业化的师资力量都是专门学校建设的一大问题。对此，该校校长呼吁，要建立专门教师专业化的培养机制，如在高等学校开设专门教育专业，还要从政策上对专门学校的教师加大支持力度，比如在职称评定比例、评优、评先等方面，大力拓展专门教师的发展空间。

正如挽救罪错少年，需要有专门办法，培养专门教育的教师，是不是也要有个“专门”的办法？
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小何、陆可、汪岚、于志、董威、康时均为化名）